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手腕。安东尼奥实在太冷了,甚至无法判断皮肤上的刺痛是来自寒意、压力还是粗糙的羊毛。

“你应该告诉我你的名字,毕竟我们至少还要再见一次面。”

“你可以称呼我‘神父’。”

“你的名字是什么,神父?”

神父此刻只想回到那个灰色鸟笼一般的卧室里去,想摆脱这个港口,这种寒冷,还有这个令人不安的对话者,马上。他扭了一下手腕,但对方攥得更紧。名字不见得是什么秘密,他没有什么好隐藏的:“安东尼奥。我的名字是安东尼奥。”

马可·科斯塔冲他微笑,松了手。安东尼奥大步走开,发着抖,从海上来的冷风推搡他的后背,帮他走得更快,只是不怎么稳妥。等他说服自己回头看一眼的时候,长椅上已经没有人了。

第2章

和父亲截然不同的是,马可·科斯塔并不虔诚。

母亲认定这是美国的错,马可是她的第一个,也是唯一一个在美国出生的孩子。马可的长姊到纽约来的时候已经八岁了,始终被保护在不大不小的意大利移民圈子里,时至今日还是不太会说英语。姐姐用快如野马的那不勒斯方言和父母谈话,马可勉强能听懂,但这终究不是“他的”语言,仅仅是一片陌生大陆的微弱回响。科斯塔家的儿子在港口长大,早在会读写之前就学会用五种不同的语言说“操你”、“屁股”和“婊子”。可以想象,父母并不欣赏这种早熟的语言能力,赶在儿子彻底变成水手之前把他送进了天主教学校。马可很可能就是在那所学校里和教会彻底决裂的。

不过,人们也找不出马可反感教会的真凭实据。从他会走路开始,每周日都和家人一起去同一个教堂。根据大门上贴着的手写告示,上午九点意大利语弥撒,十点半英文弥撒。科斯塔一家总是八点四十五到达,连父亲被捕的那周也不例外。马可坐在母亲右手边,靠近走道的那一侧。长椅剩余的空间都被姐姐、她的皮革商人丈夫以及逐年增加的外甥占据。从表面上看,科斯塔家的儿子总是打扮得体,无论布道多么冗长也不显得厌倦,弥撒结束互道平安的时候也都面带笑容,整个教区的女孩——可能还有几个男孩——都至少一次在回家路上回味过马可·科斯塔的酒窝。

况且,从逻辑上也难以论证科斯塔家的儿子厌恶教会。这个家族难道不是像喷淋草坪一样往天主教会撒钱,把神父收进口袋深处了吗?这不是什么秘密,1932年洪水季节过后,科斯塔一家慷慨为本堂神父翻修住所,补了屋顶,还承担了两扇新花窗的费用。次年为教堂更换了所有电灯,购置管风琴,顺便雇来了管风琴师,因为“科斯塔先生喜欢管风琴的声音,让他想起故乡”。自1935年起,每周日装饰圣坛的花束、圣经讨论会的酒水餐食、唱诗班孩子们短途旅游的费用,全都是记在科斯塔一家账上的。就算有任何人对这些钱的来源有意见,也都不好意思开口。

在码头上看着神父逃跑的时候,马可相当确定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。教会就像一条吝啬的年老巨龙,时不时剥一小块光闪闪的鳞片来糊弄崇拜者,同时不允许哪怕一个小硬币从爪子缝里滑落。既然父亲不愿拒绝教会的请求,那马可就只能诱导教会拒绝他们。不会太难,从神父的措辞听来,天主教会也并不享受和科斯塔家的“组织”有过多牵扯。

安东尼奥,他回忆这个名字,思忖对方有没有可能也是意大利裔。他走路回家。自从曼哈顿港各个帮派之间的气氛变得紧张,他就不再开车了。遭遇街头枪战尚且有逃生可能,但马可从没听说过有谁能从汽车炸弹袭击中存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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